土鳖，在三中、一中读过书，又在二中教过书的恐怕不多。我说自己的高中母校是武义三中，其实是提拔自己，因为母校真实身份当时是叫“土高中”的城关中学。我是首批学生，当时还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尾声，虽然参加了统考，但实际还是贫协主席推荐。推荐当晚，我和同学在大队办公室窗下偷听，参加推荐的有大队干部、朱村初中教师共四五人，但声音嘹亮拍板的是敲着烟管喝浓茶的贫协主席。结果有两人推荐到武义一中，再顽皮也成绩冒尖的我，因身上流着正宗贫下中农血液上了城关中学。

小村庄小学校出来穿着缝补衣服的农村娃，初入辽阔荒野一般的城关中学，举手投足激动又茫然。学校坐落武义江边上邵地界，紧挨着机器隆隆气味怪怪的县造纸厂，教室、寝舍才造了一半，“操场”上是野草、荆棘、庄稼、坟墓丛生的原生态，围墙外一片日夜倾听江水流淌的古树林和芦苇荡很诱人。上课借上邵小学教室，住宿借上邵仓库打地铺，课余大量时间就是在建设中的母校挑沙搬砖，首批学生整整半年多都是为校园添砖加瓦的建设者。建好了教室、寝舍，操场也整出一角可供上课和跑步，我们才算颗粒归仓在自己的校园安顿下来。首批就两个高中班，大多是15虚岁进校的少男少女，虽都经历过“读书无用”“造反有理”的时代风波，但也本能地感觉到读书求知是人生成长重要内容，所以我们是在时代的转折点进入和开创城关中学的。当时城关中学是区高中（各公社还办有不少土高中），上面为办该校是下了决心和苦心的，师资大多突击抽调，主打是工农兵大学生，由于我们大多学生小学初中都是民办代课教师教的，根本感觉不出“正规军”和“杂牌军”有什么区别，只要有书读就好。

我在村小念书时，是经常给朱昌北老师站岗的“小老师”，语文常考100分；初中老师朱关仁、陈国女等教书很用劲，但我玩野了。城关中学开始是两年制高中，第一年语文老师换了好几个，没人感觉到我有什么可“造就”的地方，第二年从寺后初中调进的金斌老师做班主任和语文老师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好像金老师第一次布置作文是议论文，在第二周作文评点时，我的作文“突然”成了他课堂朗读的“范文”，我想自己一直是这样行文的什么也没有改变，怎么突然变天了呢？由于作文原因，金老师甚至要提我当班干部，可惜我不争气。有个盛夏酷热难耐夜晚，我们整班男生在同个教室打地铺汗水淋淋睡不着，我和几个同学心照不宣悄悄起床摸出校门，迎着习习凉风过白洋渡桥穿越蛙虫鸣叫的田野往县城方向散步，一直散进鸣阳楼程王处巷弄，结果一处热闹庭院不少人围着盲艺人听唱词筒，我们几个人围上一听也入迷了。等我们回校已经天亮，金老师和班干部已找遍整个校园。我至今记得金老师瞪眼像切菜一样点指头铺排大段排比句的训斥，写检讨是必须的，金老师对我“凶相”虽低调一些，但也恨铁不成钢摇头连连。严桂根老师因为金师毕业实习教过我一段语文，当时学生们都知道严老师喜欢旅游、藏书和写作，有一天早晨学生早操后，他就站在教室走廊上面向全校学生朗诵自己刚出炉大作《白洋渡赋》，那是上完课文《天山景物记》的鲜活延伸。章均顺老师教过我地理，我是他的课代表，他梳理教材知识点和强化训练能力特别强，我在一中文科班几乎没用心学过地理，高考该学科照样得高分。

人的爱好成长内驱力是主要的，有人点拨培养犹如飞行器的点火助推，在关键节点知识人文的变轨对接很重要。青葱少年在城关中学的经历，更难忘的是课余生活和课外阅读。当时的白洋渡是有生态人文特点的渡口，武义江白洋渡段的流水身段和两岸树林，在整条武义江都是出类拔萃的，她的生态优势在夏天更加突出，同学们穿行长长的古树林谈心读书、下水游泳戏水别有风味。我在城关中学开始有了写日记习惯，16岁即偷偷写起小说习作向省文联会刊《东海》投稿，收到编辑亲笔退稿信兴奋不已。在白洋渡迷上课外阅读，是我一生人文积淀的良好开端。当时下邵供销社柜台有文学作品出租，我千万百计省吃俭用花几分一毛钱租读，《青春之歌》《敌后武工队》《红岩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《苦菜花》《创业史》《金光大道》《艳阳天》等，让我度过一段争分夺秒狼吞虎咽的好时光。通过同学姐姐管理棉纺厂图书室的关系，借阅《红与黑》《巴黎圣母院》《珍妮姑娘》《安徒生童话》《嘉莉姐妹》《基督山伯爵》《茶花女》《怎么办》《白夜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等外国文学名著，因为外国名著与中国文学对比强烈，我从此爱上了外国文学阅读。快毕业时，因我太忘情投入课外书阅读，好好的视力几个月就突然近视了。就在白洋渡念书时期，我开始了代人写信和写广播稿的“捉刀”生涯。村里有个小伙子非常想引起村干部和女知青的好感，他爱上向县、公社广播站投稿，但他自己写稿经常退稿，就多次向我求援，并千叮咛万叮咛要我不要声张，结果帮他上了好几篇县乡广播稿，他因此被评为积极通讯员。

在城关中学读书时段，我就像校园起伏铺展的野草自在生长，是个十足的饥饿文青，凡抓在手里的好书，没有不饕餮吞咽并摘抄笔记的。